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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点击数:7352017-02-27 21:13:08 来源: 百度百科

人物生平

公元1891年,12月17日未时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县(今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元1893年,随母亲冯顺弟前往台湾其父胡传任所。

公元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随母亲离开台湾返回上海,后回祖籍安徽省徽州绩溪县上庄村,进家塾读书。其父胡传病逝于厦门。

公元1904年,与江冬秀订婚,从三兄到上海,入梅溪小学堂。

公元1905年,进澄衷学堂。

公元1906年,考取中国公学。

公元1908年,入中国新公学,兼任英文教员。

公元1910年,留学美国,入康奈尔大学选读农科。

公元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于约翰?杜威。

公元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同年,通过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回安徽绩溪与江冬秀结婚。

公元1919年,接办《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

公元1920年,离开《新青年》,在南京大学暑期学校讲学。

公元1921年,作《杜威先生与中国》。

  公元1922年,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代理文科学长,创办《努力周报》。在其第二期(1922年5月14日)与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  

  公元1924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

  公元1925年,2月参加北京善后会议,并参与起草部分会议文件。

公元1926年,与其师郭秉文等人在美国发起成立华美协进社。游历英国、法国、美国、日本诸国。

公元1927年,正式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与徐志摩等组织成立新月书店。在上海蒋介石与宋美龄婚礼上结识蒋介石。

公元1928年,创办《新月》月刊,任中国公学校长。 

  公元1929年,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标志人权运动的开始,随后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公元1930年,胡适、罗隆基、梁实秋三人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结集为《人权论集》交新月书店出版,后被国民党政府查禁。4月10日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

公元1932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并邀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创办《独立评论》,胡适先后共为其撰写了1309篇文章。

公元1935年,1月4日抵达香港,逗留五天,主要接受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多次要求出任驻日本大使未果。

公元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1937年8月19日要求胡适即日前往美国争取美方对中国的支持。  公元1938年,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 

  公元1942年,9月8日辞去驻美大使一职,旅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

  公元1943年,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

  公元1944年,9月在哈佛大学讲学。

  公元1945年,出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表团代表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以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份,在伦敦出席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会议,制订该组织的宪章。

  公元1946年7月回到北平,任北京大学校长。11月28日,蒋介石向国民代表大会提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并郑重致词,说明其要点,由大会主席团主席胡适接受。12月25日,国民大会正式三读通过宪法草案,国民大会闭幕,由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接受胡适递交宪法。

公元1947年1月24日蒋介石想请胡适出任中华民国考试院长和国府委员,但胡适坚持不肯加入国民政府而力辞。4月,王耀武托季羡林给胡适捎去信,致以敬意与问候,并邀请胡适在方便的时候莅临济南作学术演讲。旋即得到回信,胡适答应相机来济南与教育界同行们共同研究山东的教育。

公元1948年4月3日蒋介石认为中华民国宪法为内阁制,实权在内阁,中华民国大总统应为虚位,请公正人士较佳,所以想叫中国国民党支持无党籍的胡适出马竞选行宪后第一任总统,等胡适当上总统后再任命蒋中正为中华民国行政院长,胡适同意,但后来因国民党中执会还是支持蒋介石选总统而变卦。[5]  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用电台广播呼吁胡适留下继续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不为所动,毅然决定离开北平。12月北平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邀请胡适在中南海怀仁堂商讨是战是和,胡适送了八个字和比战难,坚持待变。12月13日朱家骅、傅斯年、俞大维、陈雪屏四个人在南京设法派飞机去接胡适南下。本坚持不肯丢下北京大学不管。12月14日在南京方面的劝说下离开。12月15日下午4点,傅作义派了部队护送胡适到北京南苑国际机场上了飞机。夜里十时到达南京明故宫机场。

公元1949年3月9日蒋介石派蒋经国赴上海访胡适。4月6日胡适应中华民国政府要求,从上海搭威尔逊轮前往美国当说客,为和平解决国共内战问题寻求美国政府的介入。4月21日船抵旧金山,得知1949年4月19日政府拒绝中共24项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渡江,此时局势已定,胡适在美处处碰壁,而发表《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旅美时,与张爱玲相识,结下友谊。《自由中国》创刊,胡适任名义上的发行人。6月7日新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长阎锡山发表胡适为外交部长,但胡适拒绝上任。

公元1950年3月初,胡适到华盛顿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会议,被推为该会干事长。应聘为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亚图书馆馆长。6月23日主管亚太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约见胡适﹐试图说服胡适出面领导流亡海外及台湾的反共亲美的人士﹐以取代蒋介石的政权,胡适对此表示全无兴趣。

公元1952年胡适和蒋廷黻在纽约有意联合组织反对党以在台湾推行民主政治,但在胡适返台与蒋介石讨论后,遭到蒋介石的反对,以致组党失败。 

  公元1954年2月至3月,六十四岁的胡适到台湾参加“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担任“临时主席”。 

  公元1955年,中国大陆掀起批判胡适运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胡适住在美国搜集了这八本书,认真作了批注。而批判胡适运动的起因,根据耿云志的说法是:这句话我想是他一生里,讲的最有失绅士风度的一句话,胡适说按照毛泽东当时的水平他考北大是考不上的,毛泽东非常决断地发动一场全国规模的彻底批判胡适的运动。 

  公元1957年11月任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 

  公元1958年4月返回台湾定居就任。自此,胡适多时往返台、美两地。期间因为经济关系,将《胡适文选》及《胡适自述》等所有著作,以买断方式卖与出版公司。 

  公元1959年,兼任台湾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主席。 

  公元1960年,雷震与台、港党外人士共同连署反对蒋中正违背中华民国宪法三连任总统,胡适为连署人之一。之后,雷震筹备组党事宜,胡适虽未参与,但多所鼓励。1960年9月,雷震因“共谍”案被捕,史称雷震事件,而此事件,一般认为是蒋中正为阻止雷震筹组新党而策划。当时仍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虽未受到此案株连,也参与营救雷震,不过并没有成功。对此胡适曾留下三千字的日记说明始末。

公元1961年2月胡适参加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的宴会,刚抵达时感到身体不适,送至医院脉搏跳至135次,痰中带血,医生诊断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此次住院2月,后回家自养,但身体已日渐衰弱。11月病情恶化,至台湾大学医学院疗养。

公元1962年1月从台大医院出院。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开酒会时心脏病猝发病逝于台湾省台北市南港区,胡适去世获得哀荣。3月1日蒋介石前往祭吊,并亲书挽联一副,适之先生千古,新文化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 然后蒋在胡适去世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闻胡适心脏病暴卒,对革命事业确实去除了一个障碍。

哲学观点

实验主义

胡适师从美国“实验主义”大师约翰?杜威,他的文章,往往富有实验主义的精神,很有建设性。

胡适强调做学问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他本人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句话注重的后半句,不管是研究科学,研究国学,研究治国之道,需要的是更多的耐心,和更多的谨慎。

实事求是,不是避开事实问题而去谈理想主义,不是抛弃现实问题而去重建社会。需要有一种实践的精神在事实中发现问题,并改善现实,这或许就是胡适的实验主义。

自由主义

对于别人的意见和观点不要轻易去

否定或肯定,也不要以为自己的观点是绝对的正确。胡适要告诫的容忍异己的声音,自由的前提是容忍,这样社会才会真正的自由。

胡适的自由主义,不仅仅在于人要争取自己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法律上的平等,胡适或许更看重容忍对于社会自由的重要性。真正自由的社会是有包容性的社会,这个社会可以让不同政见不同观点的人生活在一起,这个社会可以让不同党派的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这个社会允许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政治理想,这个社会也允许你是无神论者,当然也允许你有宗教信仰。这个社会处处是自由的人,正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容忍。[11]

大同主义

胡适认为,法律应该对任何人都有约束的。需要依法而治,就需要法律的普遍性。

“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最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容易先走上最前面的两步。济南惨案以后,九一八以后,极端叫喧的排外主义稍稍减低了,然而,拥护旧文化的喊声又四面八方的热闹起来了。这里面容易包藏守旧开倒车的趋势,所以也是不幸的。”

胡适在一个最现代化国家的黄金时代中摸爬滚打,浸淫在规范化的民主政治体系中。很快他就摆脱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登上了更开阔的舞台,从世界文明的角度观察思考中国。某种程度上,他已经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

所以胡适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他思索的是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中国应该拥抱世界。

乐观主义

胡适不提倡东方的圣人那种无为。人生在于奋斗,即使在潦倒的窘境,也要对前途有起码的乐观和自信。一步一步都可以踌躇满志,把每种进步都看成是巨大的希望,这正是胡适对于人生的乐观。

“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成,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的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11]

主要成就

学术成就

胡适对中国近三百年来的学术研究作了总结。

胡适把整理国故或国学研究纳入了他的“中国文艺复兴”的范畴之内。

胡适发表了《说儒》,这不但是胡适治学的巅峰之作,也是1930年代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成就的代表作。

胡适将禅宗史研究的问题点,由西天二十八祖的传承问题,转为禅宗革命家本身的问题。胡适的论断承载了日后的许多成果与成就。

哲学成就

胡适哲学思想不在于胡适提出的学术观点的本身,而是在于他在思想史上的开创性及其深远的影响。使中国传统哲学真正步入现代化进程的第一人,就是胡适。正是胡适于1919年2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一次突破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历史和思想史的原有观念标准、规范和通则,成为一次范式性的变革。这一变革确实起了典范的意义和前驱的作用,它不仅给当时学术界以破旧创新的空前冲击,影响了一批学人如梁启超、顾颉刚、郭沫若等,就是在以后的八十余年的风风雨雨中,甚至在今天,它仍然为人们所肯定。

其次,胡适对中国哲学的贡献在于他为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所做出的努力。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上,自胡适开创之后,又有一批哲学家如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金岳霖和冯契等人不断的在哲学思想上的精进,这不仅彰显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征程,而且显示了胡适在中国传统哲学现代的转换中所作的开创之功。因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是在胡适的勇于创新精神的烛照下不断向前推进的。

诗歌成就

当历史行进到前“五四”时期时,曾给传统诗歌以极大冲击,但最终陷入困境的轰轰烈烈的“诗界革命”已经结束,喧嚣一时的中国诗坛开始趋于沉寂。

然而,正是这一相对萧条的时期,诗坛却出现了一种声势并不显赫,但却十分深刻且与前代“诗界革命”有着本质区别的诗歌革新,——胡适前“五四“白话诗尝试。

从语言方面来看,胡适引入了新名词与开拓了新意境。

从形式方面来看,胡适则在诗界革命“旧瓶装新酒”的基础上,采用多种革新方法,进一步把诗歌的外在形式导向了更加广阔、更加自由的领域。

在句式上,胡适遵其“作诗如作文”和“不避文的文字”的主张,采用“散文化”的方法,打破旧体诗的章法结构和格律要求。

在诗体上,胡适采用“背律向古”与“借用西方”的方式,向着“自由化”的目标进行了多种认真的尝试。

在风格上,胡适此时期的诗作显示出了清新、平实、自然的特征。如他的“白话诗八首”就在其纯白的语言、活泼自由的形式,以及所描写的日常社会情状和抒发的个人生活情感之中,显示出了朴实与清新之风。

正是以胡适这些“沟通新旧两个艺术时代桥梁”的前“五四”白话诗为标志,中国诗歌结束了其几千年来在古典形态里的发展变化,初步确立了中国诗歌新的艺术形态,转换了中国诗歌古典与现代的题型,开始了一个伟大的“新诗纪元”。

政治理论

胡适一生在政治上追求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实现。他反对暴力革命,坚持渐进的改革。他从“五四”时期提倡“德先生”(民主)到晚年在台湾领导《自由中国》。他的自由主义的友人(丁文江、蒋廷黻、吴景超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独立评论》时期都一度发生了动摇,主张“专制”是“建国”的有效方法,“建国”成功以后再建立民主不迟。在争论中胡适不肯退让,他坚信只有民主制度才真能造成一个稳定的现代国家。“专制”——即使是“开明专制”——最后一定弄到强大的政府不受监督和制裁的地步。胡适的贡献在于“创造了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他之开拓公共舆论的空间也就是对于他的政治理想的一种实践。他全力倡导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等,是为了争取人民有批评执政党及政府的合法权利。

人物评价

总体评价

胡适是上个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之一。他的影响,虽然也有消极的负面的成分,但其主要方面是积极的、进步的。这是因为他毕生着力提倡的是民主、自由思想和理性主义。正是这样的思想帮助许多青年树立自主自由的人格,形成独立思考、尊重事实的思维方式,成为具有民主和科学素养的人。可以说,对于“五四”后中国民主力量的成长,胡适功不可没。

名人评价

余英时[(历史学家,汉学家):对于这样一个启蒙式的人物,既不能用中国传统经师的标准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专业哲学家的水平去测度他。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

季羡林(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语言学家):胡适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举一小事称,胡适一次会议前声明要提前退席,会上忽而有人谈到《水经注》,胡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起来,乃至忘了提早退席这件事。

张中行(学者,哲学家,散文家):在当时的北京大学,交游之广,朋友之多,他是第一位。是天性使然还是有所为而然,这要留给历史学家兼心理学家去研究;专从现象方面说,大家都觉得,他最和易近人。即使是学生,去找他,他也是口称某先生,满面堆笑,如果是到他的私宅,坐在客厅里高谈阔论,过时不走,他也绝不会下逐客令。

梁实秋(文学家):胡先生,和其他的伟大人物一样,平易近人。“温而厉”是最好的形容。我从未见过他大发雷霆或盛气凌人。他对待年轻、属下、仆人,永远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就是在遭到挫折侮辱的时候,他也不失其常。“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

唐德刚(美国华裔学者):孙中山先生和胡适之先生都是开这个五百年中西文化新运的旗手。如果濂洛关闽后继有人,他们都是一代媳妇,万代祖宗。如果游行之后,大旗卷起,那么胡适之那几本破书,实在不值几文。所以我们如果把胡适看成个单纯的学者,那他便一无是处。连做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这便是海内外“专家”——不论“白专”或“红专”——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

章太炎(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朴学大师):“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

鲁迅(文学家,思想家):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李敖(作家):以他唱重头戏的地位,四十年来,竟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竟还披着‘科学方法’的虎皮,领着‘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补助,这是多么不相称的事!

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家):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感情经历

江冬秀:包办婚姻

胡适与结发妻子江冬秀的婚姻是其母亲冯顺弟一手包办的。在胡适13岁时,随同父异母哥哥到上海读书。临行前他的母亲为他订了婚。未婚妻是旌德县的望族江家的小脚千金江冬秀。胡适对这门婚事不感兴趣,可是他对母亲非常孝敬,就默认了。1917年秋天,胡适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后,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同年12月,胡适尊奉母命,在老家与比他大一岁的江冬秀举行新式婚礼。1923年7月胡适向江冬秀提出离婚。江冬秀以杀死两个儿子相威胁,胡适便不敢再提离婚之事。

韦莲司:共穿幽径趁溪斜

1910年9月,胡适考取了庚子赔款留学生,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农科。青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结识了青年画家韦莲司小姐。从此,韦莲司小姐成为与他交往四十八年的红颜知己。在胡适的心目中,韦莲司是新女性的理想典范。胡适认为她“人品高,学识富,极能思想,高洁几近狂狷,读书之多,见地之高,诚非寻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他俩月下散步,湖边谈心,尺牍传情,双方都深深地欣赏,爱慕对方。韦莲司的洒脱独立的个性吸引着胡适,两人在朝朝暮暮的叙谈中品诗论文。韦莲司是搞艺术的,正在纽约艺术学校读书,胡适的文化底子是很厚的,所以他们之间谈论艺术、谈论天下国家的大事,渐渐地感情越来越深。1915年秋胡适转入哥伦比亚大学起,两年写给韦莲司一百多封“情书”。

陈衡哲:半年内通了四十几封信

胡适当时正在办留学生的杂志,留学生陈衡哲就给他投稿,从实践上支持胡适的新文化运动。陈衡哲当时写了很多白话诗和白话小说,这些白话作品使得胡适感到找到了知己。胡适跟陈衡哲之间在半年的时间里面,通了四十几封信。就在陈衡哲满以为好梦成真的时候,胡适不得不回老家与江冬秀办婚事。陈衡哲万般无奈,只能退而与别人结婚。

曹诚英:烟霞洞里的佳人

胡适与曹诚英第一次见面是在他与江冬秀的婚礼上。曹诚英是胡适三嫂的妹妹,被请来为江冬秀做伴娘的。此时他们都没想到,这次婚礼上的邂逅,注定了他们后来漫长的苦涩恋情。1923年4月,胡适到上海参加研究新学制课程起草委员会的会议。休会期间胡适到杭州游玩,顺便看望已经离婚的曹诚英。这次胡适在杭州玩了五天,曹诚英始终陪伴左右,使他们的感情发生了飞跃性进步。临别时,胡适写了首《西湖》,诗中暗喻曹诚英为恋人使他们的关系更密切了。之后新学制课程起草委员会会议复会,胡适回上海出席。此间两人书信不断,胡适也缠绵于曹诚英的绵绵情意之中。于是在会议结束后,便利用北大教授五年一次的休假,再度来到杭州,在烟霞洞的和尚庙租了房住下。当时杭州女师也放暑假,曹诚英就以陪伴胡适养病为名,到烟霞洞与胡适同居一室。在这里,他们的感情迅速升温,是“驱不走的情魔”,是“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胡适诗《秘魔崖月夜》),也是他们一生中最为缠绵热烈的一段恋情,以致有了结晶。三个月后胡适离婚未遂,曹诚英堕胎终生未嫁。

徐芳:上海的罗曼蒂克

民国时期才貌双全闻名的才女徐芳,清著名科学家徐寿的曾孙女,晚清维新变法时期农工商督办徐建寅的孙女,她把初恋的全部真情都给了胡适。1936年1月下旬至2月下旬,她跟胡适在上海有一段罗曼蒂克的经历;借用徐芳本人的话说,就是她跟胡适“同在上海找到了快乐”。

洛维茨:耐人寻味的情缘

胡适1937年10月6日到达纽约,稍事休整后,他就去看望恩师著名学者杜威,初遇了杜威秘书萝德芘.洛维茨。胡适与这位犹太女孩一见面,彼此都有亲切感,谈话投机,互相赏识,特别是洛维茨对这位杜威的得意门生,更是尊敬和爱慕,几个月后就成了互相约会的好朋友。常常一起喝茶、吃饭、看戏、聊天。从胡适的日记来看,他公务之外的时间,几乎都交给了洛维茨。美国在2003年出版了一本哲学家杜威的传记,其中讲到杜威和妻子洛维茨的恋爱和婚姻故事。这本书的作者看到了南伊利诺伊大学“杜威研究中心”保存的杜威资料,其中包括胡适写给洛维茨的一些感情亲密的信。胡适与洛维茨的亲密交往是发生在她与她的前夫Grant结婚之前,而杜威却已在与她热恋。所以,胡适的这段情缘特别耐人寻味。

陆小曼:隐秘的恋情

当年有传言,说最初是胡适看上陆小曼,因其无法跟太太江冬秀离婚,陆小曼才转向徐志摩的。待到徐志摩和陆小曼的风流事传开,胡适又积极参与其事,尽力撮合,充当“月下老人”。对胡适和陆小曼的郎情侬意,胡太太江冬秀早有耳闻。看到丈夫很热心地为徐志摩和陆小曼的事忙乎,胡太太怒不可遏,认为丈夫是借做“媒婆”之名,趁机走近陆小曼和其眉来眼去,真是贼心不死啊。胡适与陆小曼的情分颇深,有当事人的亲笔表白为证。刘继兴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里,发现了陆小曼写给胡适的六封信,均为徐志摩去世后陆小曼所写。其中内容足以表明两人关系并不一般。


【责任编辑:甄星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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